如上所述，二者的关联主要是缘于其皆为政纪监督机构，因而在部门职权、组织结构、机构设置等方面自然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

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监察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调查措施并未允许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对监察机关调查结果的审查、判断，从而实现对监察机关调查行为的结果制约，进而倒逼监察机关按照相应的诉讼程序和标准进行调查，由此实际上可以基本实现与过程监督别无二致的效果，同时亦可避免监督模式中监督权与调查权在同一程序空间中可能产生的冲突。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程序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要严格把握证据审查标准。其三，鉴于制约模式的本质是通过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行为的审查，进而实现权力制衡，因而为了实现通过司法权制衡监察权的目的，可以在未来的监察权运行规则中，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有权在事前、事中或事后依请求或依职权对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提供咨询性的甚至指导性的意见，使检察机关在制约模式下可以实现对监察机关的个案审查以及调查行为的整体制约。[10] 《监察法》第4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但从长远来看，检察机关有必要且应当适当参与监察机关的某些对公民人身权有重大影响的决定过程，实现对调查行为的权力制衡。一方面，通过行使审查批捕权和审查起诉权对侦查活动进行结果控制。

质言之，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语境下，检察机关还能够通过对审判标准的把握和衡量，依据审判的证据条件和证明标准对监察机关收集证据进行审查与评价，进而实现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和证据收集行为的制约。检察机关是否应当采用区分式的监督模式，还是采用混同式的监督模式？这些问题都有待厘清，因而如何实现对这一复合性调查权的有效监督将成为检察机关需要面临的另一重要现实难题。我国立法审查具体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责研究、审议和提出修改报告，决定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属于全国人大。

《立法法》第三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本文认为，应在总体服从不抵触的前提下，恪守遵守宪法和法律、违反宪法之禁止与不得超越宪法授权。[⑥] 参见[日]阿部照哉：《宪法》（上册，总论篇、统治机构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首先，作为立法审查的合宪性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其所追求的是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作者简介：郑贤君，女，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然，这是一个宪法解释问题，如果从体系解释来看，结合宪法序言、总纲和基本权利条款，物权法的平等保护规定就不属于与宪法冲突。

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如果涉及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报告提交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决定。简言之，作为立法审查的合宪性审查是一种立法程序，其中心特征是事前审查，审查对象为法律草案。其三，立法程序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不等于法规备案审查室的审查。

第四，在宪法规范上，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第五条规定：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即是说，既需区分合宪性审查两种属性，又须识别立法审查与宪法监督的差异，还需鉴别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双重身份。如若涉及基本权利冲突，就须适用法益平衡原则，兼顾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参见秦前红、刘怡达：《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功能、性质与制度化》，载《广东社会科学》2017.6. [⑩] 孙汉基：《简论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载中国宪治网，2017年11月12日。

原因在于，这一观点预设现阶段的中国已经存在类似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宪法监督机构，只是由于监察法草案尚不构成公权力的行使，不能作为违宪审查的对象进行合宪性审查。殊途同归，认为《监察法》草案不能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不能对其进行抽象规范控制，其观点依然有可指摘之处。

在《监察法》草案的讨论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对法律草案进行合宪性审查，但其主张究竟是立法审查还是宪法监督意义上的审查，却模棱两可。德国魏玛时期的立法者主权认为立法者原则上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拘束。

二、立法审查的理论基础 作为宪法实施的下位概念，立法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指由立法机关对法律议案是否合宪进行的一种审查，其理论基础是宪法至上和国会自律，目的是提高立法质量，评估议案的合宪性。2018年3月11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2018年3月11日宪法增修条文第70条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2018年6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定》，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双重身份。审议是指对一定事务进行审查、评议，审查是指对所评议的事务所作的结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双重身份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地位，一是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查标准。这就是说，由立法者自行决定价值，法律之上无法律。[13] 许剑英：《立法审查理论与实务》，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第113页。

[③]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前者称为立法审查，后者称为宪法监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法律案审查后，有权提交审议报告结果，以及修改情况的汇报。

第五，在法律规范上，五大法律对立法程序予以规范。虽然合宪性审查在我国并非一个规范术语，但宪法序言、第5条、第62条、第67条构成合宪性审查的规范基础，[①] 《立法法》第99条亦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立法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法律，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尊重和拥护宪法的基本原则、理念，精神以及规范，如宪法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护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12] 2017于12月24日，沈春耀所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虽然法规备案审查室承担了一部分法规备案审查的工作，但须明确的是：一是实际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⑧]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七）规定：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三是其所作的是事后审查。何为违宪？一般认为，违宪有三要件：一违宪 多种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

前者在于，有关议会之事项包括立法等是宪法赋予议会的职责，不受其它机关的干涉。二是认为全国人大既是立法机关，又是宪法监督机关，由其在在立法过程中对法律草案进行审查是适当的。

须于鉴别的是，宪法和五部法律规定的是审议而非审查，二者虽在字意上有所区别，但其内容和对象大致相同。总体而言，负责具体审查的是专门委员会，享有决定权的是议会，狭义的审查对象仅为法律案。

其所主张的依据有二：一是认为我国宪法第62条第（十二）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搁置是一种常见的法律案审查样态，对于那些不确定是否属于违宪的，审查机关可以搁置审议。宪法序言、第五条、第58条，[③]第62条（三）、 第67条（二）、 第70条第二款，《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监督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提供了立法审查的规范基础。被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不能称为法律草案。

二是违反宪法，即宪法全部，包括序言、总纲、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和国家标志都须遵守。其六，彼时的监察法草案是否属于公权力的行使尚有疑问，因其尚未进入立法程序，其性质并非法律草案，而仅仅为征求意见稿。

如果从字面意思看，宪法对两类财产设置了不同的保护方式，物权法草案的平等保护显然与宪法规定的区别对待相矛盾。[⑨]被审议的工作报告、预算案、国民计划不能算作法律草案。

四、审查法律草案但非违宪审查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责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在此须区分法律案与法律草案。（一）立法权受合宪秩序拘束 立法权须受宪法支配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立法者主权（德国），或者议会主权（英国）时期，作为人民主权体现的立法者主权认为议会至高无上，议会立法无需接受宪法的检验。